有什麼吃什麼的創意眷村菜【小南村＂聞＂藝復興】
講師：四四南村乙字號掌勺人王靖江

成長於南村的眷村菜廚師

　　出身四四南村乙字號的王靖江，是透過美食的演變來分享眷村文化的社大老師，更從傳承長輩的廚藝來延續南村總舖師的老味道。藉由四四南村的飲食文化，老師希望告訴學員眷村菜和外省菜的差異所在，如何銘刻著台灣獨特的時代軌跡。
　　老師在開場即指出，眷村菜其實反映了台灣1970年代以降的歷史文化獨特性，因而不同於講究道地傳統的外省菜。由於各地眷村大不同，各省不同的飲食文化習慣、地理氣候和文化都影響了料理。由於一同從青島渡船來台，並在陸軍聯勤基地工作，四四南村混居著湖南、湖北、貴州、山東等省份的人群，因此能從餐桌上窺見幾個不同菜系的交互影響樣貌。
　　1970年代的台灣，發生了三件影響餐桌的大事。大多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美斷交。老師接著指出，第二點是台灣的臭豆腐開始有泡菜了，在這之前是只有炸豆腐，並沒有泡菜。當時的泡菜並不像現在我們吃到的泡菜，而是很酸的四川泡菜。在四川是取洗米水、辣椒、辣醬，並利用地窖和冬天乾冷氣候去醃泡菜。然而，老兵逐漸發現，台灣太熱而冬天又太短，用原來方法做不但得等很久才有辦法做好，又可能因炎熱很容易壞掉，逐漸改良作法成今天這種甚至放一兩個小時就能做好的泡菜。第三件事情呢，老師戲稱是南村有個小胖子──自己──出生了。隨後，老師與大家分享自己在南村成長、生活的點滴，以及對親人的記憶。
　　老爺（北方人稱外公）和姥姥（北方稱外婆）是老師在南村生活重要的記憶。由於南村製作的物件包括手榴彈、六六火箭筒（迫擊砲）、國慶煙火，經常有人炸傷或炸死，自己熱心腸的老爺經常找家裡狀況不好的人一起來家裡吃飯吃，或者在給這些家戶送燒煤球時，隨意記帳。除了自己家裡的七張嘴，姥姥為了能讓很多人一起吃飯，練就了能燒大鍋飯菜，以及在有限物資材料下變化菜色的手藝。燒煤球，也是以前沒有瓦斯時，用來燒飯的燃料，老師也分享煤球有分機器壓和手壓兩種，前者很沉、比較耐燒。閒聊之際，老師還提及自己所住的乙字號就是現在的公民會館一帶，而以前眷村的老房子會隨著人口增加不斷往上、前後加蓋，並有著幾戶共用的防空洞。到了長大後老師才發現，這樣的居住經驗其實很特別。

料理與記憶

　　課堂中，老師詢問同學最懷念的味道是什麼。有同學說，小時候吃到一個外省伯伯會用炭火燒的糖水來做豆花，那個糖水特別香，和現在的黑糖都不同，也很難找到了。另一名同學則分享，自己小時候很期待也害怕寒假，因為要幫媽媽顧爐子做年糕，爐子是在巷子口燒，需要顧，上面要放幾顆米，不讓其他小朋友碰到，不能亂講話，以前好辛苦在顧，但現在卻很懷念。其他同學則紛紛同感地回憶起蒸糕點時，什麼都不能講，否則年糕和花糕會蒸不好、蒸不熟、發得不漂亮等小禁忌。老師對這樣的烹調禁忌很感興趣，也指出不同文化不分本省外省，其實都有這樣對食物的感謝和崇敬之處，經常隱身於烹調過程的禁忌之中。這些烹調禁忌和小麻煩，都是曾經覺得理所當然，現在卻遍尋不著，而成了大家最懷念的味道，並藉著食物來懷念親人。
　　這麼做，其實也是一種源於對記憶逐漸失傳的擔憂。老師慨言，自己走訪許多眷村文物館時，發現現在眷村文物館其實把眷村文化作死了，尤其在人們遷出、不再居住眷村後，文物館的陳設很難讓人真的理解眷村生活，特別是沒有那樣生活經驗的年輕人經常看不大出來那是什麼、難以從中共感。因此，對老師而言，最擅長記憶和分享的方式，大概就是從自己經驗的南村飲食來談眷村文化了。直到現在，老師都還經常出作業，讓學生去做家裡的菜，作出家裡的味道，了解那個味道隱藏著每個家庭裡在烹調過程中的小巧思，並分享自己教學料理知識和實作中所隱含的文化故事。

南村菜系，眷村菜＝外省菜？

　　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後，老師向學員爬梳幾個南村的菜系，並很快地介紹不同菜系的名菜和特點。南村菜系涵蓋南京菜、湖南菜、湖北菜、山東菜、貴州菜、雲南菜等等。南京菜（又稱南食、蘇菜、淮揚菜等）擅長魚鴨料理，最知名的莫過於南京板鴨這道老師小時候逢喜慶時，家裡難得會準備的大禮，還有銀翼餐廳的名菜肴（ㄒㄧㄠ）肉了。往年送禮時，板鴨上會放一張紅紙，再用繩子將鴨子五花大綁，直接拎著送到人家門口。老師笑稱，小時候有機會這麼送去時，都會覺得自己好有面子。
　　此外，老師也以自己較有淵源的湖南菜為例，說明湘菜強調酸辣，油重色濃，又以「泡」的發酵的天然酸味特別吸引人，著名菜包括煙燻臘肉、風雞、剁椒魚頭、辣味合蒸、酸辣雞丁、洞庭全魚宴等。提到臘肉，老師還分享了「不是冬天去買臘肉就是外行人」的小知識，也說到蒜苔（蒜的花）炒臘肉這道菜中的家族小故事。老師說，以前長輩返鄉探親時，親戚知道喜歡蒜苔但又少有機會吃，便裝了一皮箱的蒜苔表示關愛，正所謂「說不出口的，料理幫你說」，料理和食材背後往往也蘊藏著眷村住民的遷徙故事。
　　老師分享一個概念：眷村菜是台灣菜，是在台灣發明的，這些食物蘊含著台灣的歷史小故事。例如，川味牛肉麵裡的辣豆瓣，是在美援時進口了大量的黃豆，才變成用黃豆製作，原來這個豆瓣是以蠶豆製作的老豆瓣。另一方面，許多中菜料理都是男性掌廚，而眷村菜則經常是女性的家庭料理，因此，可以在料理中看見一些主婦的巧思。舉例來說，老師提及自己兒時回憶，指出四四南村很多人有裹小腳，這些「裹小腳大廚」，努力用一點的物資餵飽一大窩小孩，同時也努力在有限的食材中做出每天用餐的變化。

眷村菜的特色：吃什麼有什麼，有什麼吃什麼

　　四四南村裡的眷村菜，有很多是改造了原來不同菜系的烹調方式，或替代原來的食材來做改造。例如，用豬皮取代豬肉來作肴肉，或用牛肉加蛋白去做肴肉。國內知名廚師江振成，也把這樣的眷村菜創意料理精神，放入自己的米奇林餐廳的菜色之中。又或者，用老空心菜取代肉品，製作成蒼蠅頭。常見的牛角饅頭和香蕉饅頭，在以前沒有蒸籠時，改為放在鍋邊半蒸半烤的方式來做。再如常見的「烙」的做法，為了減少使用油，也改為小火不加油的乾烙。此外，由於台灣沒有泡椒和冬筍，魚香肉絲則變成用豆薯來取代竹筍。老師笑稱，他沒印象看過四四南村裡有廚餘桶，畢竟以前連吃都不夠了，也沒辦法剩。另一方面，貓耳朵和孩麵疙瘩也發展出不同烹調作法，除了貓耳朵會用竹簍子印出紋路以外，也透過木須、炒番茄蛋，或是做酸辣湯等方式來做變化，讓家人不至於吃膩。
　　其次，眷村菜的菜色變換方式，也與物資不豐富的時代背景有關。除了前述更換食材的方式之外，「主食配主食」也是一個特徵。例如，饅頭／燒餅配油條，兩種都是麵粉，一般來說北方菜不會有這樣的組合。山東煎餅，則是雜糧加上麵粉，甚至可以放一週都不會壞，經常捲一塊蔥就直接吃了。散子，雖然和麻花原料一樣，但是比麻花工序還多，製作時，要盤在盤子裡，用油避免彼此沾黏，再慢慢拉，拉到最後像細麵一樣粗細，最後抖一抖下去炸，才能製作完成。又如糊辣湯，其實來自烤麩製作過程中的副產品。由於烤麩製作費工，得把麵團放在水裡一直洗，洗到最後剩下的那塊麵筋，即能做成烤麩；但是，為了不浪費水裡殘餘的麵粉，掌廚會利用這些洗過的麵粉來做勾芡，然後，把烤麩和勾芡兩個放在一起煮，煮到看起來像酸辣湯一樣，變成了烤麩之外的另一道料理。
　　老師也補充提到，當時麵粉並不是每個眷村都有的配給項目，得用米替代製作，或是交換才能獲得。四四南村並沒有可以配給的麵粉，眷補證能換到的配發品為米（又分為較精緻的八五米，以及九零米兩種）、油、鹽、煤炭（後來改為代金）。由於米的品質較粗糙，吃飯嗑到石頭是相當常見的事。
　　第三，1970年代以降的眷村菜，還能觀察到美援物資的影子。老師以「黃豆燉豬腳」這道常見的眷村小吃為例，說明這整道菜都和美援密切相關。其中的豬肉，是美援時引入台灣的白毛豬，以強迫推銷的方式進到台灣，而其中的黃豆，也是大宗的美援物資。豬肉與黃豆的組合，還包括了豆腐香腸，在準備過年年節菜的香腸時，眷村人會在過年前後灌豆腐到香腸裡去。老師整理了這些常見的轉用和改造手法，並將眷村菜比喻為「湊合的創意料理」。
　　眷村菜雖在食材和烹調方式上，有別於傳統的省分菜系，但在這個變換方式上，也足見住民對家鄉的思念，如何透過料理來展現。像是有些家庭會堅持繼續做炸藕盒這樣的費工菜，在蓮藕中鑲進肉，以一刀不斷一刀斷、斜刀切的做法來製作等。老師也提到，四四南村有著自己獨特的「棋子」料理，是以麵粉、豬油、糖、芝麻為原料，每家各有自己的比例，到龍抬頭那天炒或乾烙一大盆，硬硬脆脆的點心。和其他眷村相比，南村只做甜的口味，吃起來像是小餅乾。在這些料理中，年節食物又特別會去展現各地的家鄉味，像是棗子饅頭只有在過年才有，而以前的紅棗很貴，因此姥姥經常把棗子切成八塊，一個一個鑲進饅頭裡；再如夾沙肉，口感類似甜的葷的八寶飯，得用肥豬肉扣在糯米飯和豆沙和糖裡面，像梅干扣肉一樣地來製作家鄉味。
　　此外，其實眷村也不乏「黑料理」，但在快速評斷道德疑慮之前，老師邀請大家先想想，為什麼人們吃這樣的料理？舉例來說，這些黑料理，包括了「無腳羊」，即香肉，廣東人經常用陳皮等香料去做。又如「三叫菜」，用剛生下來不長毛、出生後還會叫的老鼠來入菜。三叫的由來，即除了出生會叫以外，還包括沾佐料或蜂蜜時會叫，放到嘴巴也會叫。老師在介紹三叫菜時，提及了自己父母的逃難經驗，說自己的父母兒時隨祖父母逃難時，一路上看到許多人遇到蝗災餓死，後來則逐漸發展出以老鼠果腹，以及用老鼠烹調的飲食方式。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看似黑暗的眷村料理，反映了以前沒有養殖技術而缺乏蛋白質來源的「活命」策略。

如何傳承眷村文化？

　　最後，老師在分享了眷村飲食中的文化後，希望大家一起想想「眷村文化怎麼傳承？誰來傳承？」的行動課題。一來是對眷村文化節一度中止的憂慮，二來，老師也提及自己對國內眷村文化保存推廣現況的觀察。由於近幾年眷村陸續拆除，或者是改為沒人居住的館舍，他很擔心這樣的呈現方式，已經脫離居住和使用的脈絡，人們很有可能在幾十年後，忘記或是不清楚「文化節」為何慶祝，又或者是要呈現和傳承什麼樣的文化。老師提到，其實我們的城市，不差一個咖啡廳或商業空間，也許「以住代護」，讓人們繼續居住在現有的眷村之中，用較便宜的租金，或許可以透過人住的方式繼續累積和體驗文化。同時，需要用對年輕一輩和國際觀光客更為貼近的語言和體驗方式來傳承。很多時候，機關補助會要求很多人次參加，其實這樣的績效評鑑方式，很難有長期深入的設計，也很難避免都是同樣的人來參加，得重新思考長遠之計。此外，如何以深度觀光導覽的方式來傳承和體驗眷村文化及料理，像是結合市場和料理烹調等，都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最近，老師也和一群熱心的朋友一起在年輕人為主的工商募資平台上，推出「來做新新眷村人」，希望針對嘖嘖用戶大多為年輕人且全國都用的特性來做推廣。
　　課程的最後，老師指出，南村是湖南、湖北、貴州、山東等地的人分不同批一起上船來台，並不是到台灣之後才陸續從不同地方分配過來的眷村。南村料理，可以說是好幾個菜系的人們，一起在這裡生活和融合的結果。在那個年代，眷村媽媽互相求進步的方式，除了唯一有的料理老師以外──應該就是電視機裡的傅培梅料理節目──其餘的菜系交流管道，經常發生在小孩去別人家吃飯，然後回來和媽媽說誰家的菜好好吃這樣的日常對話之中。因此，菜系交流可以說是透過眷村媽媽彼此相互較勁、相互問怎麼做，再邀請隔壁小孩來吃的方式來做變化，也又或者隨著結婚而有所融合變化。老師結尾說道，眷村菜沒有外省菜的包袱，雖然充其量是個雜牌外省菜，但是故事滿滿，多花點時間一起吃飯，相信能從一桌菜裡，更了解台灣眷村文化。

講者：王佐榮先生
演講日期：2019年10月09日（三）19:00-21:00

這次的演講由鄭勝吉老師做開場引言，談到很多人會好奇文史導覽所採用的相片資料從何而來，老照片其實蒐集不易，除了歸功於當時許多厲害的攝影師，近幾年文史研究風氣盛，漸漸地越來越多類似的書籍出現。今日的講者王佐榮老師編著有兩本攝影集《看見李火增》、《彩繪李火增》，便有許多回顧城市面貌珍貴的文史素材。

《看見李火增》攝影集是兩年前出版的，在兩個月內銷售量居然達到3000本，這個數字在攝影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據王佐榮老師的說法，攝影界的大佬們所出版的攝影集一本大多銷量都在1000本左右。而《彩繪李火增》是將《看見李火增》中黑白攝影照片進行著色、加以考證，進而出版的書籍。

關於李火增
李火增（吉富靖治，1912~1975）居住在建成町，也就是現在天水路、大稻埕區域，或許在今天看來馬路長度不長，在當時可是商業的中心，任何類型的商店應有盡有。

李火增的父親是一名漢醫，同時有經營中藥材行，據說天水路有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他們家的資產，可見富有的程度。作為長子的他沒有傳承漢藥房，只繼承了富足的資產，在1938年擁有了他的第一台萊卡(Leica)相機。

這樣一台黑白底片相機的價值，在當時相等於一輛汽車或一棟建成町房屋的價錢。設想攝影科技在當時的珍稀，在普通寫真館拍一張照片約5塊錢，相當於一位中小學教師月薪的1/8，有名望的攝影館像是彭瑞麟的亞圃廬寫真館，一張照片要價15塊錢（因著擁有更厲害的打燈器材與技術使得黑白人像更立體），可見攝像在當時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1920年代後期，萊卡相機是唯一能輕巧方便帶著到處旅行的相機，有人相傳說，英國仕紳胸前一定要掛著一台萊卡相機。李火增的拍攝取景不同於明信片所取樣，盡都是標誌景點、正面圖像，反而他的攝影作品特色在於真實，在所謂官方印象之外，以私人的視角，更多聚焦在庶民生活真實的模樣。也因此，當李火增的底片被發現的時候，引起文史界人士的一陣瘋狂。

這些底片一直到2013年才公諸於世，是兒子離世，孫子李政達整理其遺物時的意外發現。可惜因為現代人大多缺乏對「底片」的認識，不知道價值何在，因此已有部分遭到丟棄。王佐榮老師說，其實他的底片中，幾乎臺灣全島都拍了，只是現在為大家所知的都是台北、台南地區的畫面，其他地區都只有少數幾張，高雄和宜蘭則是完全缺漏。

臺灣總督府登錄寫真家
1943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實施登錄寫真家制度，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物資的缺乏，相機中的底片、相紙⋯⋯，感光元件的素材是銀，像是玻璃底片上面的塗料就是溴化銀，有一種行業是專門回收這些玻璃片，將銀提煉出來，所以在物資缺乏的年代，這些相機零件都是需要管制的，無論有錢與否都得接受。

第二個原因是，戰爭情勢逐漸高漲，因此需要登錄寫真家制度過濾可疑人士。登錄寫真家制度一開始有上千人應徵，從中評審選了88位，除了有證書、政府供應器材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寫真家的胸章，象徵著正當合法地拿著相機。

上色後重生的黑白照片
李火增約留下了一萬兩千張的底片，超過一萬張都是攝於二戰前，戰後兩千張多是家人的攝像。王佐榮老師說，透過整理這些影像，能試著復原當時人民的生活狀況，而會再考證、出版上色後的版本，目的是期望能更重現當時「人眼」所見的畫面。

或許很多人會好奇，現在人工智慧發達，如果將上色的任務交由電腦執行，成本與時間勢必會達到很高的效率，何須如此費工？王老師回答，無法委託給電腦的原因，是因為AI能夠辨識的資訊還不夠完全、色調或過度鮮豔或機器感太重，除技術層面之外，還有考證史實的緣故，因此多是由人工完成。

以這張幼稚園小朋友的圖為例，當上色的工作人員缺乏對於該遊戲的認識，自然就不會知道地上的沙包、空中的彩球該是什麼顏色，甚至小朋友身上的制服與色帶，都是必須要一個一個去考證的學問。

從李火增照片可以找到很多的細節，也是王佐榮老師如此被吸引的原因。這張攝於今天中山北路長安西路口，滿樂門的位置，可以發現群眾在等公車的位子、公車行進的方向，和現在人們日常生活行進習慣完全相反。別於日治時期行走或汽車前進方向，國民政府後已經都改為靠右行走／行駛，然而火車在軌道仍是靠左行駛，猜想是政府礙在改道經濟成本的考量，使得戰前乘客上下月台的互動關係延續到了今天。

攸關上色所透露出的資訊，王佐榮老師說，上色的目的不是美觀，而是希望將物件看得更清楚，並不希望影像上色後的結果很鮮豔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還原時代的色彩。諸如上午、中午、下午，空氣是熱的、冷的，攝影當下的時間點除了裡面的人物、建築物的色彩，天氣、溫度都會影響影像呈現出的顏色。天空或明或暗、人們的影子或長或短，在上色的過程中，會逐步發現這些有趣的現象。

透過這些影像也可以揭露當今古蹟修復的議題，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口附近的太和堂藥房，市政府「號稱重建」了該建築物，其實只是將建築本身缺漏撫平，對比兩張照片能看出窗框的細節、屋頂的工法⋯⋯所有的裝飾細節都不復存在。王佐榮老師認為，維護古蹟的價值不只是補強、不拆除，既然有心要修復古蹟，那麼就應該做到確實考證的態度，並且還原建築原本具備的藝術特質。

在李火增的攝影中每一個細節都值得分析。舉凡傳統食物、告示板、服飾⋯⋯，所有元素都在訴說當時的真實，不加修飾地直接呈現父祖輩生活的模樣。相片中的小吃攤說，臺灣人不只是會吃蕃薯，更有多元的小吃；街上的行人說，日治時期不只穿有和服，更是多元的臺灣衫、長衫、洋裝⋯⋯。

王佐榮老師說，這些影像都能戳破威權時期黨國教育的謊言（未開化的台灣人民），甚至也戳破日清拉麵對於泡麵起源一說的謊言。有史料顯示，日清拉麵的創辦人安藤百福（吳百福）跟臺灣同鄉張國文購買泡麵專利，因此有了廣受歡迎的速食麵，可是從李火增的照片中發現，小吃攤販早就已經知道可以用油炸的方式保存食物。

延伸討論照片裡小吃攤的樣貌，除了餐檯上所販售的品項，餐車的結構、顧客的座位椅凳，都可以看見當時的人的生活習慣：不會邊走邊吃的人民、乾淨的市街、腳踏車在旁穿梭等等。

李火增拍的東西就是他眼睛所見，是他的生活，不是為了什麼而拍的。

這一張在建成町消防演習的畫面，色彩還原後可以看到人們穿著「國民服」。國民服上的「國防色」，在今天可能會用來形容建築物，但其實這個專有詞只限用在衣物上，而且各件衣服的顏色又有其色階差異，上色的工作因而需要訪問軍事專家，就像不同型號的防毒面具也會有所不同，在這些細節上充分展現考證色彩的精神。

臺灣日日新報是當時最大的報社，現在西門町的位置，中華路別稱三線路。這張照片可以看到，建築有沙包、防暴板（一樓騎樓外），窗戶有防震痕跡，都代表著已經有被美國盟軍空襲的可能，透過特定物件推敲特定的時間點。

上色的工作，如果沒有辦法看見真實，要如何去判斷影像中的顏色？可以透過詢問專家、或使用已被考證過的物件顏色（類似的才敢作使用）。王佐榮老師補充分享，「新娘捧花」的顏色是最花時間考證的東西之一，這朵是什麼花、當時有哪種顏色⋯⋯，找回成為基改商品的植物變化前的模樣，需要藉由各方專家協力才有辦法考證。

臺灣人的婚禮是多元的，上圖是大稻埕的街市裡，下圖是傳統神社婚禮。單就服裝其實無法判斷照片中的人物是本島人或內地人，本島人有可能穿和服、內地人有可能穿長衫，也因為如此，王佐榮老師認為，這是一個人可以依自己喜好決定的自由時代。

如果沒有特定的建築物，單憑場景元素要怎麼判斷確切地點？以這張照片來說，種種元素可以推敲出是神社，那又怎麼判斷是哪一間神社呢？王老師的神社控朋友說，臺灣每一間神社的「石燈」都不一樣，仔細觀察，菊花的中間寫了一個「台」字，代表是臺灣神社。

至於團體所穿著的服飾，因為目前臺灣已經沒有和服文化，許多細節是無法被解惑的，因此就要遠道向日本人取經和服學問。和服最基本的款式是浴衣，還有留袖、振袖、羽織、帶、太鼓結⋯⋯。不同的顏色、款式，打出的結都會有不同的意義，正式場合所著的黑留袖，又有分下襬有無花紋，這決定了場合是婚禮或是喪事，單單服飾即隱含著各式各樣的文化禮節。

這是1942年的臺灣神社祭，襄陽路上的勸業銀行前。老師帶著小朋友們參加遊行，領頭的是一個天狗（看他的木屐有多高！），雖然這棟建築現在也還在，但今天的我們絕對無法想像，這樣的景象出現在台北。

度過聖誕節的方式、西門市場裡面的熱鬧、北投溫泉庄升格溫泉街的盛況⋯⋯，李火增的照片非常自然，隨意而平凡、不會被特別注意，甚至是日常到當事人會覺得不登大雅之堂，但也因為不加裝飾，如此讓我們更容易感受當時人的生活樣貌。

李火增鏡頭下缺席的臺灣戰後

這張照片是當年選舉模樣，裡頭的立牌是被選舉人，其中一位李瑞漢律師，在二二八事件後就失蹤了。

王佐榮老師分享，臺灣日治時期的選舉日本現在一樣，有布旗、有招牌，但是沒有被選舉的號碼。因為票需要手寫（只要能夠辨識在寫什麼就可以），所以具投票資格的人民有年齡限制、需要受教育，且用鉛筆寫在票上。關於鉛筆可能有的作票疑慮，王老師表示，「選舉」這件事是基於人跟人之間彼此的信任，而不是互相監督，對當時的臺灣和現在的日本來說是非常正常的。

時間的隔閡讓考證成為一件不容易的工作，那為什麼要時隔這麼久，當下何不公開這些底片與畫面？王佐榮老師說，就是因為直到李火增過世時，臺灣的政治環境仍處於白色恐怖，這些攝影畫面包含著太多的人物、細節，不確定這些照片會不會成為任何事件的蛛絲馬跡，於是就這樣封存了好幾十年。

曾經出現在照片裡的四方醫院（施江南醫師）、李瑞漢律師⋯⋯，後來都失蹤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並不會隨著時間流轉就過去，特務、警官於當時無所不在，無論事件當事人過世與否，家屬與友人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心理壓力自不在話下。同理李火增的心態，不願意讓他人看見他所攝的內容，與受難者相關的人、事、物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難的可能，於戰後就將底片收藏起來，直到過世後，攝影畫面隔八十年才重見天日，實屬無可厚非。

《看見李火增》、《彩繪李火增》與主流的攝影集截然不同，李火增擷取的影像畫面反映著當時許許多多的生活片刻，或應證文史人士的想法推論，或成為研究的證據條件，王佐榮老師將這些攝影整理、加以考證上色，提供讀者能看見更多歷史時刻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