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側寫

【古義人-信義學堂】由地方記憶到國家記憶/張俊彥

由地方記憶到國家記憶
講者:張俊彥(開放文化基金會「藝術人文開放網絡」計畫主持人;國家記憶庫諮詢委員)
演講時間:2019年5月1日 19:00-21:30

  這次的演講,張俊彥老師將為接下來在社大開的國家記憶庫操作培力課程,先做一次概論性的介紹,為大家說明國家記憶庫的緣起和理念,並透過小小分組活動來體驗知識架構的形成。老師也希望,透過這個演講,可以找到現階段國家記憶的重要合作夥伴,陪伴與協助大家把自己手上感興趣的議題,變成典藏(archive),而實作將會在後續一學期的課程中,仔細去弄清楚和操作。張老師也提及,目前自己手上的典藏計畫,是採取比較跨領域的做法,透過每個月一次集思廣益的會議和科技開源文化來作結合與互動,試著產生一些新的可能性。

  在正式進入講題之前,老師先破除大家對於國家記憶的既定印象。一般想像中的國家記憶,會去談國家級的機構、政策和領導人等等。然而,在民主逐漸成熟的年代,會希望這樣的色彩可以逐漸褪去,轉而從底層來建立國家記憶,尤其是文化部鄭部長也很重視這樣的看法。不過,這樣的理念其實需要更高的技術、制度和志工等相互配合,有其難度,所以文化部目前其實還有點怕怕的。現在很多山頭學閥仍然自己運行著記憶典藏,但是實際上,地方很認真紀錄累積的力量並沒有缺乏。因此,關鍵的是需要更多累積和匯聚來培力社區擁有數位典藏和檔案文獻的能力。由於一般典藏與數位典藏之間有一些隔閡需要補充理解,老師在本次講座中,將先透過「美國記憶」這個堪稱起源的例子,來談其中典藏的基礎工程,是如何去集結大家一起來紀錄。尤其,面對種族問題和相對封建的概念而言,這種作法更會是一個具理想性的重大工程。

  觀察國內目前民間提案狀況,看得出來大家顧慮技術門檻,不大敢去提,但其實有很多有潛力的內容值得去挖掘。其中約可歸納出四個主要的問題環節,包括:(1)如何去勾勒出故事藍圖,讓它從人可以理解,到機器可以解讀。這是地方學很值得思考和實作的一環。(2)破除對於國家記憶的迷思。國家記憶並不只是遙遠脫離於個人的故事,亦能還原自身情感與記憶。(3)建構與願景相連的地方學脈絡。張老師分享過去自己曾參與過全國第二所社大創辦的過程,發現很多人在開課交流過程中,對自身還有地方情感所抱持的衝擊和興奮感,能夠將過去學校上課學不到的知識,透過自己親手親腳地去搭建記憶起來。
  舉例來說,老師詢問同學覺得背包客會想來什麼樣的地方?101、象山、四四南村似乎都不是夠理想的回答。老師說,其實背包客不在意遠,但只要有趣值得探索的點,都會很吸引他們。換言之,問對問題的話,就可以知道我們需要找什麼樣的資料來告訴別人信義區好玩的地方。記憶庫所要典藏的記憶與方法,正是一個試著從問問題和找資料,來建立出知識架構的脈絡爬梳方法。

國家記憶庫:美國典範的脈絡
  為了說明何謂國家記憶庫,老師先向同學分享了美國國家記憶庫的典範淵源。所謂的「美國記憶」,指的並不是領導人的記憶,而是用科技來紮實地保存當代人的記憶,讓其他人有機會可以看到,秉持著「美國人的記憶,就是美國的記憶」來典藏。台灣當時試圖仿效美國記憶的概念,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浩浩蕩蕩作了十年,然而,兩者之間其實有些落差。由於當時進行「台灣世界記憶」徵選時,目標設定為「建立珍貴獨特的記憶,促進民眾接近傳播與利用」,仍停留在「珍貴、具有世界級價值」的觀念,公眾的角色就只能是被教化、被促進,難有什麼參與。這與原來概念的落差,實際上顯示了我們自身對於記憶的價值觀並不清楚。
  老師一再澄清,典藏,並不是典藏經典。Archive的字,其實並沒有什麼經典與否的意思,而地方學要被什麼大學者看上的機率微乎其微,但仍有些單位仍然奉行這些陳舊的學術概念,未能看見地方學的價值潛力。地方學經常被人認為沒有什麼價值,這是錯誤的想法。首先,誰來認定有無價值?其次,如果這些物件就是人們生活出來的記憶,誰能說它沒有價值?若是聽到這樣的宣稱,其實可以大膽地反駁這樣的主張。第三,美國之所以認為這樣的典藏重要,是因為這樣的記憶典藏可以彰顯某些民主的精神。所以原來的典藏概念,可以說是根植於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我們累積許多記憶,並不是為了從國外那裏學來一些看起來很炫的東西,因此需要砸重金來做,而是應該去看到,這是美國設想一個民主國家所需要的重要基礎建設,是一份向人民交代的工作,讓人們可以查詢和挖掘這些記憶。因此,若是查不到某些資料,那就是管理和累積資料者的疏失,因為每個民眾都有權益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情。換言之,這彰顯的是正直(integrity)這類精神層面的價值觀,並透過記憶典藏來參與地方學(local studies)、學習和實踐有尊嚴的民主生活。只要人們有疑惑就可以去查詢和檢驗,甚至用以為自己的家族平反等等。
  由於美國沒有文化部這樣的職掌,記憶典藏並不是由文化部主持。舉例來說,美國國會圖書館,是個向國會負責的國家級中央機構,裡面收有很多國家檔案。這個圖書館其中一個計劃,是去推動個人保存數位記憶,包括數位相片、數位音訊、數位影片、電子郵件、個人數位記錄與網站等,來回應現今人們逐漸數位化的生活與記憶典藏課題。對這個機構來說,從個人做起的記憶儲存是很重要的。國家記憶就是每個人的記憶,需要透過全民運動來達成包容性的記憶典藏。同時,考慮到紙張最終都會消失,光碟久了塗層也會剝落,且訊號消失比起照片模糊更難搶救,重要的數位媒介的保存備份起碼要有異地三份,或者透過雲端服務來做備份。因此,數位典藏的數位指的是雲端儲存或是多個異地備份。比起美國,台灣其實有個很大的優勢,我們的數位儲存成本很便宜,因為我們是生產數位儲藏設施的國家,有著許多潛力。

釐清發問小練習:向人們回答各種「在地知識」機器
  為了讓大家了解,國家記憶庫可能如何理解何謂「在地知識」的知識架構,老師請學員以信義區為背景,試著設想:如果有部神奇的機器,能讓人針對「在地知識」問任何問題,最想問的是什麼呢?如何以涵蓋了基本資訊與相關議題的一句話,以及不同的角度來提問呢?
  這個練習首先讓學員嘗試的是,對於信義區的定義。包括什麼是信義區?不是合併後才出生的人,怎麼認識信義區?信義學是信義區出現之後才算,還是要如何去認定時間與地域?等等。另一方面,這個發問練習,其實意味著你必須去設想,自己所希望這個機器輸出的在地知識,具有什麼樣的格式和內容。如此,人們便可以試著重新去釐清自己想問的問題,以及這個問題的相關知識領域,並讓這個問題變成可被研究的知識領域和範圍。由於地方學是門綜合性的學問,很難只是由一個老師來傳授,但經年累月之下,這些學問的確有可能成為一種教材典範。老師提醒我們,若能由期待的答案來校正問題,由準確的問題來找出關鍵概念,並形成問題領域的知識架構,最終由知識架構來定義蒐集的目標,我們將能練習從自己期待的結果/output,進而知道自己該放入的記憶/input該是什麼。
  在同學的課堂練習中,老師提醒,對典藏而言,「為何」的問題相對不容易處理,經常需要轉個彎,再多問最關鍵的問題才能釐清知識架構的面向與層次。這個做法看似繞路,其實也是為了保持原始資料的樣貌,要求參與典藏者,不要輕易地去解釋它,得儘可能同時保存多種解釋的各自脈絡來釐清資料的多樣解讀。因此,很多時候,重要的是執行過程之中的所有資料、沒有被收入報告的種種資料,而不是只有那個執行和解釋的結案報告。換言之,數位典藏是保存很多資料,不是特別去留下一個正確的解釋,而是蒐集各式各樣的資料,並且試著去找出資料後面的脈絡、原因和相關資料。藉由拆解出問題,然後去回答每個拆解出的問題是什麼,記憶典藏才能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要怎麼回答。此外,在典藏過程中,問問題的校準過程,也能讓執行者在找出問題的過程中,找出更多相關的資料,並借助篩選指標、臨界值或區段等(如重大事件)來做分期與特色描述,進而從拆解關鍵概念中,思考什麼是我們認定的概念,逐漸形成一門學問。這個課堂練習,正是希望透過記憶庫的典藏方法,與地方學對話,也提醒很多地方記憶可能會需要再回頭去確認該記憶與在地的連結是什麼、可以說出什麼故事等。
  另一方面,由於同學討論時提及家中的老照片,老師也提醒,若有尚未進行典藏的老照片,要儘量放在低溫低濕度的環境中。若照片開始出現一股酸味,是最危險的狀態,意味著照片即將進入酸化和脆化,這時候已經是照片進入酸化的階段。先買無酸隔紙,把一些釋出的酸性物質先擋掉;長期還是儘快做數位保存最好。

背景問題:信義區是指什麼?
  在同學的討論後,老師也分享了自己如何從信義區沿革變動,來建立知識架構的雛形。老師以信義區的埤塘為例,提醒同學也許可以畫出這樣一個知識架構圖。這除了可以看出組織系統化的階層外,也可以看到不同層次之間的關係。

  同時,老師分享了國外常用的知識架構網站(https://schema.org/Pond)。由於這樣的系統缺乏中文版本,中文的記憶庫典藏可以說是特別弱且缺乏知識架構的基礎建立。若能把地方學的知識架構體系做出來,將會對國內的知識架構建立有很大的幫助。由於目前地方學尚無明確的知識架構,不過若是參考這樣的作法,可以試著更嚴謹地去定義這個知識是什麼。面對不在目前分類中的知識,操作者需要自行建立資料模型,來與既有的資料分類和內容對話。一旦知識架構確立之後,就可以開始做資料清查,並依據資料性質來做排序、素材分類與對照,以及建立後社資料(metadata)模型(https://www.dublincore.org/specifications/dublin-core/dcmi-terms/),像是哪個資料最缺乏或最急迫、如何向關係人索取或收集相關資訊、了解後續授權程度、還缺乏哪些資訊需補充、權利盤點等,來描述最基礎的欄位。
  課程的最後,老師也鼓勵有興趣的社大學員,一同地方學的建置工程,老師也將在接下來與社大合作開設的數位典藏課程中,進行數位典藏及檔案文獻的培力,培養社大師生參與國家文化記憶工程所需的基礎觀念、知識與技術,並希望地方學員能在自己的興趣與長期努力之下,進一步完整與釐清自己的知識之價值。

【古義人-信義學堂】有什麼吃什麼的創意眷村菜-小南村"聞"藝復興/王靖江

有什麼吃什麼的創意眷村菜【小南村"聞"藝復興】
講師:四四南村乙字號掌勺人王靖江

成長於南村的眷村菜廚師

  出身四四南村乙字號的王靖江,是透過美食的演變來分享眷村文化的社大老師,更從傳承長輩的廚藝來延續南村總舖師的老味道。藉由四四南村的飲食文化,老師希望告訴學員眷村菜和外省菜的差異所在,如何銘刻著台灣獨特的時代軌跡。
  老師在開場即指出,眷村菜其實反映了台灣1970年代以降的歷史文化獨特性,因而不同於講究道地傳統的外省菜。由於各地眷村大不同,各省不同的飲食文化習慣、地理氣候和文化都影響了料理。由於一同從青島渡船來台,並在陸軍聯勤基地工作,四四南村混居著湖南、湖北、貴州、山東等省份的人群,因此能從餐桌上窺見幾個不同菜系的交互影響樣貌。
  1970年代的台灣,發生了三件影響餐桌的大事。大多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美斷交。老師接著指出,第二點是台灣的臭豆腐開始有泡菜了,在這之前是只有炸豆腐,並沒有泡菜。當時的泡菜並不像現在我們吃到的泡菜,而是很酸的四川泡菜。在四川是取洗米水、辣椒、辣醬,並利用地窖和冬天乾冷氣候去醃泡菜。然而,老兵逐漸發現,台灣太熱而冬天又太短,用原來方法做不但得等很久才有辦法做好,又可能因炎熱很容易壞掉,逐漸改良作法成今天這種甚至放一兩個小時就能做好的泡菜。第三件事情呢,老師戲稱是南村有個小胖子──自己──出生了。隨後,老師與大家分享自己在南村成長、生活的點滴,以及對親人的記憶。
  老爺(北方人稱外公)和姥姥(北方稱外婆)是老師在南村生活重要的記憶。由於南村製作的物件包括手榴彈、六六火箭筒(迫擊砲)、國慶煙火,經常有人炸傷或炸死,自己熱心腸的老爺經常找家裡狀況不好的人一起來家裡吃飯吃,或者在給這些家戶送燒煤球時,隨意記帳。除了自己家裡的七張嘴,姥姥為了能讓很多人一起吃飯,練就了能燒大鍋飯菜,以及在有限物資材料下變化菜色的手藝。燒煤球,也是以前沒有瓦斯時,用來燒飯的燃料,老師也分享煤球有分機器壓和手壓兩種,前者很沉、比較耐燒。閒聊之際,老師還提及自己所住的乙字號就是現在的公民會館一帶,而以前眷村的老房子會隨著人口增加不斷往上、前後加蓋,並有著幾戶共用的防空洞。到了長大後老師才發現,這樣的居住經驗其實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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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與記憶

  課堂中,老師詢問同學最懷念的味道是什麼。有同學說,小時候吃到一個外省伯伯會用炭火燒的糖水來做豆花,那個糖水特別香,和現在的黑糖都不同,也很難找到了。另一名同學則分享,自己小時候很期待也害怕寒假,因為要幫媽媽顧爐子做年糕,爐子是在巷子口燒,需要顧,上面要放幾顆米,不讓其他小朋友碰到,不能亂講話,以前好辛苦在顧,但現在卻很懷念。其他同學則紛紛同感地回憶起蒸糕點時,什麼都不能講,否則年糕和花糕會蒸不好、蒸不熟、發得不漂亮等小禁忌。老師對這樣的烹調禁忌很感興趣,也指出不同文化不分本省外省,其實都有這樣對食物的感謝和崇敬之處,經常隱身於烹調過程的禁忌之中。這些烹調禁忌和小麻煩,都是曾經覺得理所當然,現在卻遍尋不著,而成了大家最懷念的味道,並藉著食物來懷念親人。
  這麼做,其實也是一種源於對記憶逐漸失傳的擔憂。老師慨言,自己走訪許多眷村文物館時,發現現在眷村文物館其實把眷村文化作死了,尤其在人們遷出、不再居住眷村後,文物館的陳設很難讓人真的理解眷村生活,特別是沒有那樣生活經驗的年輕人經常看不大出來那是什麼、難以從中共感。因此,對老師而言,最擅長記憶和分享的方式,大概就是從自己經驗的南村飲食來談眷村文化了。直到現在,老師都還經常出作業,讓學生去做家裡的菜,作出家裡的味道,了解那個味道隱藏著每個家庭裡在烹調過程中的小巧思,並分享自己教學料理知識和實作中所隱含的文化故事。

南村菜系,眷村菜=外省菜?

  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後,老師向學員爬梳幾個南村的菜系,並很快地介紹不同菜系的名菜和特點。南村菜系涵蓋南京菜、湖南菜、湖北菜、山東菜、貴州菜、雲南菜等等。南京菜(又稱南食、蘇菜、淮揚菜等)擅長魚鴨料理,最知名的莫過於南京板鴨這道老師小時候逢喜慶時,家裡難得會準備的大禮,還有銀翼餐廳的名菜肴(ㄒㄧㄠ)肉了。往年送禮時,板鴨上會放一張紅紙,再用繩子將鴨子五花大綁,直接拎著送到人家門口。老師笑稱,小時候有機會這麼送去時,都會覺得自己好有面子。
  此外,老師也以自己較有淵源的湖南菜為例,說明湘菜強調酸辣,油重色濃,又以「泡」的發酵的天然酸味特別吸引人,著名菜包括煙燻臘肉、風雞、剁椒魚頭、辣味合蒸、酸辣雞丁、洞庭全魚宴等。提到臘肉,老師還分享了「不是冬天去買臘肉就是外行人」的小知識,也說到蒜苔(蒜的花)炒臘肉這道菜中的家族小故事。老師說,以前長輩返鄉探親時,親戚知道喜歡蒜苔但又少有機會吃,便裝了一皮箱的蒜苔表示關愛,正所謂「說不出口的,料理幫你說」,料理和食材背後往往也蘊藏著眷村住民的遷徙故事。
  老師分享一個概念:眷村菜是台灣菜,是在台灣發明的,這些食物蘊含著台灣的歷史小故事。例如,川味牛肉麵裡的辣豆瓣,是在美援時進口了大量的黃豆,才變成用黃豆製作,原來這個豆瓣是以蠶豆製作的老豆瓣。另一方面,許多中菜料理都是男性掌廚,而眷村菜則經常是女性的家庭料理,因此,可以在料理中看見一些主婦的巧思。舉例來說,老師提及自己兒時回憶,指出四四南村很多人有裹小腳,這些「裹小腳大廚」,努力用一點的物資餵飽一大窩小孩,同時也努力在有限的食材中做出每天用餐的變化。

眷村菜的特色:吃什麼有什麼,有什麼吃什麼

  四四南村裡的眷村菜,有很多是改造了原來不同菜系的烹調方式,或替代原來的食材來做改造。例如,用豬皮取代豬肉來作肴肉,或用牛肉加蛋白去做肴肉。國內知名廚師江振成,也把這樣的眷村菜創意料理精神,放入自己的米奇林餐廳的菜色之中。又或者,用老空心菜取代肉品,製作成蒼蠅頭。常見的牛角饅頭和香蕉饅頭,在以前沒有蒸籠時,改為放在鍋邊半蒸半烤的方式來做。再如常見的「烙」的做法,為了減少使用油,也改為小火不加油的乾烙。此外,由於台灣沒有泡椒和冬筍,魚香肉絲則變成用豆薯來取代竹筍。老師笑稱,他沒印象看過四四南村裡有廚餘桶,畢竟以前連吃都不夠了,也沒辦法剩。另一方面,貓耳朵和孩麵疙瘩也發展出不同烹調作法,除了貓耳朵會用竹簍子印出紋路以外,也透過木須、炒番茄蛋,或是做酸辣湯等方式來做變化,讓家人不至於吃膩。
  其次,眷村菜的菜色變換方式,也與物資不豐富的時代背景有關。除了前述更換食材的方式之外,「主食配主食」也是一個特徵。例如,饅頭/燒餅配油條,兩種都是麵粉,一般來說北方菜不會有這樣的組合。山東煎餅,則是雜糧加上麵粉,甚至可以放一週都不會壞,經常捲一塊蔥就直接吃了。散子,雖然和麻花原料一樣,但是比麻花工序還多,製作時,要盤在盤子裡,用油避免彼此沾黏,再慢慢拉,拉到最後像細麵一樣粗細,最後抖一抖下去炸,才能製作完成。又如糊辣湯,其實來自烤麩製作過程中的副產品。由於烤麩製作費工,得把麵團放在水裡一直洗,洗到最後剩下的那塊麵筋,即能做成烤麩;但是,為了不浪費水裡殘餘的麵粉,掌廚會利用這些洗過的麵粉來做勾芡,然後,把烤麩和勾芡兩個放在一起煮,煮到看起來像酸辣湯一樣,變成了烤麩之外的另一道料理。
  老師也補充提到,當時麵粉並不是每個眷村都有的配給項目,得用米替代製作,或是交換才能獲得。四四南村並沒有可以配給的麵粉,眷補證能換到的配發品為米(又分為較精緻的八五米,以及九零米兩種)、油、鹽、煤炭(後來改為代金)。由於米的品質較粗糙,吃飯嗑到石頭是相當常見的事。
  第三,1970年代以降的眷村菜,還能觀察到美援物資的影子。老師以「黃豆燉豬腳」這道常見的眷村小吃為例,說明這整道菜都和美援密切相關。其中的豬肉,是美援時引入台灣的白毛豬,以強迫推銷的方式進到台灣,而其中的黃豆,也是大宗的美援物資。豬肉與黃豆的組合,還包括了豆腐香腸,在準備過年年節菜的香腸時,眷村人會在過年前後灌豆腐到香腸裡去。老師整理了這些常見的轉用和改造手法,並將眷村菜比喻為「湊合的創意料理」。
  眷村菜雖在食材和烹調方式上,有別於傳統的省分菜系,但在這個變換方式上,也足見住民對家鄉的思念,如何透過料理來展現。像是有些家庭會堅持繼續做炸藕盒這樣的費工菜,在蓮藕中鑲進肉,以一刀不斷一刀斷、斜刀切的做法來製作等。老師也提到,四四南村有著自己獨特的「棋子」料理,是以麵粉、豬油、糖、芝麻為原料,每家各有自己的比例,到龍抬頭那天炒或乾烙一大盆,硬硬脆脆的點心。和其他眷村相比,南村只做甜的口味,吃起來像是小餅乾。在這些料理中,年節食物又特別會去展現各地的家鄉味,像是棗子饅頭只有在過年才有,而以前的紅棗很貴,因此姥姥經常把棗子切成八塊,一個一個鑲進饅頭裡;再如夾沙肉,口感類似甜的葷的八寶飯,得用肥豬肉扣在糯米飯和豆沙和糖裡面,像梅干扣肉一樣地來製作家鄉味。
  此外,其實眷村也不乏「黑料理」,但在快速評斷道德疑慮之前,老師邀請大家先想想,為什麼人們吃這樣的料理?舉例來說,這些黑料理,包括了「無腳羊」,即香肉,廣東人經常用陳皮等香料去做。又如「三叫菜」,用剛生下來不長毛、出生後還會叫的老鼠來入菜。三叫的由來,即除了出生會叫以外,還包括沾佐料或蜂蜜時會叫,放到嘴巴也會叫。老師在介紹三叫菜時,提及了自己父母的逃難經驗,說自己的父母兒時隨祖父母逃難時,一路上看到許多人遇到蝗災餓死,後來則逐漸發展出以老鼠果腹,以及用老鼠烹調的飲食方式。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看似黑暗的眷村料理,反映了以前沒有養殖技術而缺乏蛋白質來源的「活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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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傳承眷村文化?

  最後,老師在分享了眷村飲食中的文化後,希望大家一起想想「眷村文化怎麼傳承?誰來傳承?」的行動課題。一來是對眷村文化節一度中止的憂慮,二來,老師也提及自己對國內眷村文化保存推廣現況的觀察。由於近幾年眷村陸續拆除,或者是改為沒人居住的館舍,他很擔心這樣的呈現方式,已經脫離居住和使用的脈絡,人們很有可能在幾十年後,忘記或是不清楚「文化節」為何慶祝,又或者是要呈現和傳承什麼樣的文化。老師提到,其實我們的城市,不差一個咖啡廳或商業空間,也許「以住代護」,讓人們繼續居住在現有的眷村之中,用較便宜的租金,或許可以透過人住的方式繼續累積和體驗文化。同時,需要用對年輕一輩和國際觀光客更為貼近的語言和體驗方式來傳承。很多時候,機關補助會要求很多人次參加,其實這樣的績效評鑑方式,很難有長期深入的設計,也很難避免都是同樣的人來參加,得重新思考長遠之計。此外,如何以深度觀光導覽的方式來傳承和體驗眷村文化及料理,像是結合市場和料理烹調等,都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最近,老師也和一群熱心的朋友一起在年輕人為主的工商募資平台上,推出「來做新新眷村人」,希望針對嘖嘖用戶大多為年輕人且全國都用的特性來做推廣。
  課程的最後,老師指出,南村是湖南、湖北、貴州、山東等地的人分不同批一起上船來台,並不是到台灣之後才陸續從不同地方分配過來的眷村。南村料理,可以說是好幾個菜系的人們,一起在這裡生活和融合的結果。在那個年代,眷村媽媽互相求進步的方式,除了唯一有的料理老師以外──應該就是電視機裡的傅培梅料理節目──其餘的菜系交流管道,經常發生在小孩去別人家吃飯,然後回來和媽媽說誰家的菜好好吃這樣的日常對話之中。因此,菜系交流可以說是透過眷村媽媽彼此相互較勁、相互問怎麼做,再邀請隔壁小孩來吃的方式來做變化,也又或者隨著結婚而有所融合變化。老師結尾說道,眷村菜沒有外省菜的包袱,雖然充其量是個雜牌外省菜,但是故事滿滿,多花點時間一起吃飯,相信能從一桌菜裡,更了解台灣眷村文化。

古義人-信義文史學堂-美麗的存在~找回昭和臺灣的色彩

講者:王佐榮先生
演講日期:2019年10月09日(三)19:00-21:00

這次的演講由鄭勝吉老師做開場引言,談到很多人會好奇文史導覽所採用的相片資料從何而來,老照片其實蒐集不易,除了歸功於當時許多厲害的攝影師,近幾年文史研究風氣盛,漸漸地越來越多類似的書籍出現。今日的講者王佐榮老師編著有兩本攝影集《看見李火增》、《彩繪李火增》,便有許多回顧城市面貌珍貴的文史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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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李火增》攝影集是兩年前出版的,在兩個月內銷售量居然達到3000本,這個數字在攝影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據王佐榮老師的說法,攝影界的大佬們所出版的攝影集一本大多銷量都在1000本左右。而《彩繪李火增》是將《看見李火增》中黑白攝影照片進行著色、加以考證,進而出版的書籍。

關於李火增
李火增(吉富靖治,1912~1975)居住在建成町,也就是現在天水路、大稻埕區域,或許在今天看來馬路長度不長,在當時可是商業的中心,任何類型的商店應有盡有。

李火增的父親是一名漢醫,同時有經營中藥材行,據說天水路有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他們家的資產,可見富有的程度。作為長子的他沒有傳承漢藥房,只繼承了富足的資產,在1938年擁有了他的第一台萊卡(Leica)相機。

這樣一台黑白底片相機的價值,在當時相等於一輛汽車或一棟建成町房屋的價錢。設想攝影科技在當時的珍稀,在普通寫真館拍一張照片約5塊錢,相當於一位中小學教師月薪的1/8,有名望的攝影館像是彭瑞麟的亞圃廬寫真館,一張照片要價15塊錢(因著擁有更厲害的打燈器材與技術使得黑白人像更立體),可見攝像在當時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1920年代後期,萊卡相機是唯一能輕巧方便帶著到處旅行的相機,有人相傳說,英國仕紳胸前一定要掛著一台萊卡相機。李火增的拍攝取景不同於明信片所取樣,盡都是標誌景點、正面圖像,反而他的攝影作品特色在於真實,在所謂官方印象之外,以私人的視角,更多聚焦在庶民生活真實的模樣。也因此,當李火增的底片被發現的時候,引起文史界人士的一陣瘋狂。

這些底片一直到2013年才公諸於世,是兒子離世,孫子李政達整理其遺物時的意外發現。可惜因為現代人大多缺乏對「底片」的認識,不知道價值何在,因此已有部分遭到丟棄。王佐榮老師說,其實他的底片中,幾乎臺灣全島都拍了,只是現在為大家所知的都是台北、台南地區的畫面,其他地區都只有少數幾張,高雄和宜蘭則是完全缺漏。

臺灣總督府登錄寫真家
1943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實施登錄寫真家制度,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物資的缺乏,相機中的底片、相紙⋯⋯,感光元件的素材是銀,像是玻璃底片上面的塗料就是溴化銀,有一種行業是專門回收這些玻璃片,將銀提煉出來,所以在物資缺乏的年代,這些相機零件都是需要管制的,無論有錢與否都得接受。

第二個原因是,戰爭情勢逐漸高漲,因此需要登錄寫真家制度過濾可疑人士。登錄寫真家制度一開始有上千人應徵,從中評審選了88位,除了有證書、政府供應器材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寫真家的胸章,象徵著正當合法地拿著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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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色後重生的黑白照片
李火增約留下了一萬兩千張的底片,超過一萬張都是攝於二戰前,戰後兩千張多是家人的攝像。王佐榮老師說,透過整理這些影像,能試著復原當時人民的生活狀況,而會再考證、出版上色後的版本,目的是期望能更重現當時「人眼」所見的畫面。

或許很多人會好奇,現在人工智慧發達,如果將上色的任務交由電腦執行,成本與時間勢必會達到很高的效率,何須如此費工?王老師回答,無法委託給電腦的原因,是因為AI能夠辨識的資訊還不夠完全、色調或過度鮮豔或機器感太重,除技術層面之外,還有考證史實的緣故,因此多是由人工完成。

以這張幼稚園小朋友的圖為例,當上色的工作人員缺乏對於該遊戲的認識,自然就不會知道地上的沙包、空中的彩球該是什麼顏色,甚至小朋友身上的制服與色帶,都是必須要一個一個去考證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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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火增照片可以找到很多的細節,也是王佐榮老師如此被吸引的原因。這張攝於今天中山北路長安西路口,滿樂門的位置,可以發現群眾在等公車的位子、公車行進的方向,和現在人們日常生活行進習慣完全相反。別於日治時期行走或汽車前進方向,國民政府後已經都改為靠右行走/行駛,然而火車在軌道仍是靠左行駛,猜想是政府礙在改道經濟成本的考量,使得戰前乘客上下月台的互動關係延續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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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上色所透露出的資訊,王佐榮老師說,上色的目的不是美觀,而是希望將物件看得更清楚,並不希望影像上色後的結果很鮮豔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還原時代的色彩。諸如上午、中午、下午,空氣是熱的、冷的,攝影當下的時間點除了裡面的人物、建築物的色彩,天氣、溫度都會影響影像呈現出的顏色。天空或明或暗、人們的影子或長或短,在上色的過程中,會逐步發現這些有趣的現象。

透過這些影像也可以揭露當今古蹟修復的議題,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口附近的太和堂藥房,市政府「號稱重建」了該建築物,其實只是將建築本身缺漏撫平,對比兩張照片能看出窗框的細節、屋頂的工法⋯⋯所有的裝飾細節都不復存在。王佐榮老師認為,維護古蹟的價值不只是補強、不拆除,既然有心要修復古蹟,那麼就應該做到確實考證的態度,並且還原建築原本具備的藝術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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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火增的攝影中每一個細節都值得分析。舉凡傳統食物、告示板、服飾⋯⋯,所有元素都在訴說當時的真實,不加修飾地直接呈現父祖輩生活的模樣。相片中的小吃攤說,臺灣人不只是會吃蕃薯,更有多元的小吃;街上的行人說,日治時期不只穿有和服,更是多元的臺灣衫、長衫、洋裝⋯⋯。

王佐榮老師說,這些影像都能戳破威權時期黨國教育的謊言(未開化的台灣人民),甚至也戳破日清拉麵對於泡麵起源一說的謊言。有史料顯示,日清拉麵的創辦人安藤百福(吳百福)跟臺灣同鄉張國文購買泡麵專利,因此有了廣受歡迎的速食麵,可是從李火增的照片中發現,小吃攤販早就已經知道可以用油炸的方式保存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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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討論照片裡小吃攤的樣貌,除了餐檯上所販售的品項,餐車的結構、顧客的座位椅凳,都可以看見當時的人的生活習慣:不會邊走邊吃的人民、乾淨的市街、腳踏車在旁穿梭等等。

李火增拍的東西就是他眼睛所見,是他的生活,不是為了什麼而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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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張在建成町消防演習的畫面,色彩還原後可以看到人們穿著「國民服」。國民服上的「國防色」,在今天可能會用來形容建築物,但其實這個專有詞只限用在衣物上,而且各件衣服的顏色又有其色階差異,上色的工作因而需要訪問軍事專家,就像不同型號的防毒面具也會有所不同,在這些細節上充分展現考證色彩的精神。

臺灣日日新報是當時最大的報社,現在西門町的位置,中華路別稱三線路。這張照片可以看到,建築有沙包、防暴板(一樓騎樓外),窗戶有防震痕跡,都代表著已經有被美國盟軍空襲的可能,透過特定物件推敲特定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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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色的工作,如果沒有辦法看見真實,要如何去判斷影像中的顏色?可以透過詢問專家、或使用已被考證過的物件顏色(類似的才敢作使用)。王佐榮老師補充分享,「新娘捧花」的顏色是最花時間考證的東西之一,這朵是什麼花、當時有哪種顏色⋯⋯,找回成為基改商品的植物變化前的模樣,需要藉由各方專家協力才有辦法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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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的婚禮是多元的,上圖是大稻埕的街市裡,下圖是傳統神社婚禮。單就服裝其實無法判斷照片中的人物是本島人或內地人,本島人有可能穿和服、內地人有可能穿長衫,也因為如此,王佐榮老師認為,這是一個人可以依自己喜好決定的自由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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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特定的建築物,單憑場景元素要怎麼判斷確切地點?以這張照片來說,種種元素可以推敲出是神社,那又怎麼判斷是哪一間神社呢?王老師的神社控朋友說,臺灣每一間神社的「石燈」都不一樣,仔細觀察,菊花的中間寫了一個「台」字,代表是臺灣神社。

至於團體所穿著的服飾,因為目前臺灣已經沒有和服文化,許多細節是無法被解惑的,因此就要遠道向日本人取經和服學問。和服最基本的款式是浴衣,還有留袖、振袖、羽織、帶、太鼓結⋯⋯。不同的顏色、款式,打出的結都會有不同的意義,正式場合所著的黑留袖,又有分下襬有無花紋,這決定了場合是婚禮或是喪事,單單服飾即隱含著各式各樣的文化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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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42年的臺灣神社祭,襄陽路上的勸業銀行前。老師帶著小朋友們參加遊行,領頭的是一個天狗(看他的木屐有多高!),雖然這棟建築現在也還在,但今天的我們絕對無法想像,這樣的景象出現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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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聖誕節的方式、西門市場裡面的熱鬧、北投溫泉庄升格溫泉街的盛況⋯⋯,李火增的照片非常自然,隨意而平凡、不會被特別注意,甚至是日常到當事人會覺得不登大雅之堂,但也因為不加裝飾,如此讓我們更容易感受當時人的生活樣貌。

李火增鏡頭下缺席的臺灣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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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是當年選舉模樣,裡頭的立牌是被選舉人,其中一位李瑞漢律師,在二二八事件後就失蹤了。

王佐榮老師分享,臺灣日治時期的選舉日本現在一樣,有布旗、有招牌,但是沒有被選舉的號碼。因為票需要手寫(只要能夠辨識在寫什麼就可以),所以具投票資格的人民有年齡限制、需要受教育,且用鉛筆寫在票上。關於鉛筆可能有的作票疑慮,王老師表示,「選舉」這件事是基於人跟人之間彼此的信任,而不是互相監督,對當時的臺灣和現在的日本來說是非常正常的。

時間的隔閡讓考證成為一件不容易的工作,那為什麼要時隔這麼久,當下何不公開這些底片與畫面?王佐榮老師說,就是因為直到李火增過世時,臺灣的政治環境仍處於白色恐怖,這些攝影畫面包含著太多的人物、細節,不確定這些照片會不會成為任何事件的蛛絲馬跡,於是就這樣封存了好幾十年。

曾經出現在照片裡的四方醫院(施江南醫師)、李瑞漢律師⋯⋯,後來都失蹤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並不會隨著時間流轉就過去,特務、警官於當時無所不在,無論事件當事人過世與否,家屬與友人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心理壓力自不在話下。同理李火增的心態,不願意讓他人看見他所攝的內容,與受難者相關的人、事、物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難的可能,於戰後就將底片收藏起來,直到過世後,攝影畫面隔八十年才重見天日,實屬無可厚非。

《看見李火增》、《彩繪李火增》與主流的攝影集截然不同,李火增擷取的影像畫面反映著當時許許多多的生活片刻,或應證文史人士的想法推論,或成為研究的證據條件,王佐榮老師將這些攝影整理、加以考證上色,提供讀者能看見更多歷史時刻的細節。

古義人-信義文史學堂-螢回城市蟲鳴鳥叫 談都會濕地生態復育/陳德鴻

現代公園的出現,往往與都市發展、擴張過程中相關,可視為提供都市人休閒環境的空間,自然也會成為眾多價值角力的場域-公園裡的卡拉ok、遊樂設施、泡茶空間等、健身操等,光是人類活動之間就經常彼此干擾、偶有衝突了,那麼,想在公園裡面推動「公園生態化」,使讓公園成為動物、植物得以安心活動的空間,又是什麼樣的理想呢?

擁有豐富濕地生態復育的陳德鴻老師,用非常生動的案例,帶我們認識「公園生態化」的由來、努力與挑戰。

什麼是公園生態化?以富陽自然生態公園的成立為例

「公園生態化」,簡單說是建立在「人不是環境中的唯一主宰」、「尊重生態多樣性,對人類的福祉也將帶來好處」的思考上,適度檢討公園中的人為設施與人類活動,避免過度干擾其他物種的存在。

陳老師第一個想實現「公園生態化」的基地是大安森林公園,但當時因為居民意見多、難整合,才決定改從富陽公園著手。富陽公園的前身是軍方的彈藥庫,自日治時期後期即為軍事管制區,2003年、04年適逢軍方要從此處撤退,當時便希望能留下這個未受太多破壞的淺山生態系統,發展出有別於一般公園的利用模式。

2004年、05年,中興大學花了一年的時間進入富陽做資源盤點,調查哪些地方是生物最常使用的空間、哪些是人類的熱點,並且標示出當地民眾自己開闢的小路、「公園客廳化」的狀況(民眾把家裡多的椅子、呼拉圈拿來公園放)。調查完畢,才能進階研擬如何減輕衝擊,諸如封路、步道設計、設施移除等。最後,為了避免居民向里長施壓要求廣設路燈、廁所,特別將公園正式命名為「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昭告天下它與一般公園不同的特殊意義。

既有公園推動生態化的戰術:有請螢火蟲大明星

即有少數案例能從設立初期就定為成生態公園,因此 陳老師綜合木柵公園、榮星花園、大安森林公園的經驗,進一步說明如何透過在公園中進行螢火蟲復育、營造適合螢火蟲生存的棲地空間,進而推動各大小公園的生態化。選擇復育螢火蟲,主要是看中牠比毛毛蟲討喜,同時也因為螢火蟲復育需要進行水質改善、減少光害,因此有機會改變公園的使用文化,甚至能夠透過環境教育將生態的理念擴散給附近居民。

因為臺北盆地的天生侷限是棲地孤立、棲地面積狹小,光害、水源和公民素養,便是影響生態復育成敗的重要因素。三個公園中,只有木柵公園因為是斷層面,可以利用地利隔絕外在干擾,以及有自然滲出的穩定水源,甚至有既有的水井可以補充螢火蟲復育所需的水,其他像榮星和大安,都要確保水源循環,以及設立緩衝空間。像榮星花園因為緊鄰社區和大馬路,常常發生烏龜在產卵時會爬到路面上的悲劇;在螢火蟲季,倘若附近店家招牌太亮,螢火蟲將無法辨識彼此的光源而影響交配。

因此,公民素養相當重要。願意加入復育行列的志工除了常常得把烏龜抱回池子,也會在螢火蟲季跟著垃圾車隨車宣導,具體的成效是木柵公園在公燈處協助下將路燈加光罩,調整方位只照路面、不照公園,同時也有7-11店家願意配合時段,將招牌的燈調暗。

好上加好:提升溼地生態系的服務

陳老師說,復育螢火蟲不難,但要完整傳達背後的「生態理念」,更需要進一步的努力。例如,不是每個地方都一定要復育螢火蟲,而是可以尋找自己的特色物種,像是象山公園的特色是台北樹蛙;此外,濕地復育若沒有生態系的概念,也容易變成農場作物栽培,或自利型的菜園菜園。甚至,另一種生態概念不足的悲劇是,當環境變好了後,民眾會來此地放生外來物種,甚至被認為公園有靈性,而帶食物、穀類、鮮花等到公園祭拜,導致原有生態受到衝擊。因此生態公園化最好的方式是找到核心區,從小範圍慢慢做起,取得認同、進行推廣教育,慢慢擴大緩衝區,而不要一次就要做一整個公園,反而失去社會說服的過程與意義。

從前述的經驗看來,一個生態公園後續的經營管理,很需要群策群力:政府(公權力)經費的支持、學者專家與生態顧問公司提供科學與技術協助,固然重要;民間保育團體、對環境友善的企業、在地社群的人力與物力的進場,也不可或缺。陳老師強調,這樣的參與組合在規劃階段就要成立,才能找到有心人,長期陪伴公園生態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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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陳老師一番精彩的實務分享,對大家如何思考永春埤的復育工作及社會參與,已種下了啟發的種子,期待在永春埤落地萌芽的那一天早日到來。

【延伸閱讀】台北市「公園生態化」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