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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義人-信義文史學堂-台北平原水利社會的形成、崩解與轉型-以瑠公圳為主的討論/李宗信

課堂一開始,李老師便開宗明義點出,台北是一座由各路移民開墾、發展起來的城市,不同時期來到台北的人,對同一件事物的記憶往往各異其趣。

例如,大家對「瑠公圳」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1970年代的台北,確實還看得到瑠公圳的蹤跡,幸運一些的話,人們可能因此享有一段潔淨清澈的活水以及周圍的生態系。但隨著大量城鄉移民進入台北,都市擴張、農田消失、水利功能退位後,水圳便成了充滿垃圾、家庭污水的「都市盲腸」,後來又加蓋成為馬路,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老臺北人對瑠公圳的各種印象,有些吻合史實,有些則未必。例如1960年轟動全台的「瑠公圳分屍案」,曾是許多人對瑠公圳的印象來源,但事實上棄屍現場並非瑠公圳,而是新生南路「特一排」。錯誤的理解從當年一直流傳至今,除了反映那是人們逐漸分不清楚「排水」和「灌溉用水」的開始,或許也與瑠公圳複雜的歷史演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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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陂塘走入大圳時代

18世紀初,因為福建地區連年飢荒,康熙皇帝開始實施「勸墾」政策,1709年核准了泉州人組成的「陳賴章」墾號進入大台北地區開墾。25年後,郭錫瑠也從彰化「北漂」到台北中崙(今天的微風廣場、小巨蛋一區)落腳,當時臺北盆地的西半部已是霧裡薛圳的灌區,但東半部則僅能仰賴陂塘作為蓄水、澆灌設施。1740年,郭錫瑠眼看陂塘的水位逐年下降,開始有了興築水圳的念頭,但水圳興築是高度技術、資金集中的工程,李老師認為郭錫瑠敢發此「宏願」,極可能是受彰化施厝圳的影響。一來,郭錫瑠彰化老家的農地位處施厝圳的灌區,施厝圳通水時郭錫瑠已是12、3歲的少年,應體會過水圳帶來的好處;二來,瑠公圳跟施厝圳採用類似的「石笱」工法,也是一證據。

但開闢瑠公圳終究是困難重重的事業。首先,郭錫瑠在興築圳頭時不斷受到原住民的侵擊,卡關卡了十幾年,直到大坪林庄的客家人蕭妙興等找上門商議,才突破困境。當時蕭妙興希望能以「水圳可通過大坪林庄內土地」來交換水圳的用水權,同時又接手引水暗渠(石腔)的工程,雙方談妥合作後,郭錫瑠才開始專心開闢從大坪林庄通往大加蚋堡的工事。孰料,在解決如何把水引過霧裡薛溪(今景美溪)時,郭又遇到難題,最後是與萬盛庄(今天的萬隆、景美一帶)人合作,郭以水權換取萬盛庄的資金挹注,才以「V形」木製水橋的完成跨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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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30年的闢建,瑠公圳在1769年終於正式通水,可惜郭錫瑠並未見證到通水就過世了,最終是交由他的兒子郭元芬完成父親的遺志。1773年,由蕭妙興等人接手開鑿的大坪林圳也通水了,台北盆地正式進入三大圳的時代。

倚水的人群聚合與衝突

18、19世紀的台灣社會有許多因水而起的械鬥或紛爭,有了水圳後,人們還會為了水而吵架嗎?李老從「水」的觀點也有幾點解析。

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前,清朝對台灣的治理方式非常鬆散,官員的責任只要能穩定收稅、不激起民變即可,倘若人民之間有了糾紛、鬧上官衙,多半會因為叨擾官府而被各打五十大版。這種無法形成「公道」的治理方式,便可能造成群族間不斷以「械鬥」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同時,「中央」給台灣地方官員的經費僅有人事費,而無建設經費,水圳興築和管理向來都是靠民間自立自強,因此,在大圳時代,水圳的「性格好壞」就在在影響了社會秩序-「性格好」的水圳相對能夠長治久安,「性格差」的水圳仍可能衍生各種糾紛。像是「性格好」的霧裡薛圳,因為水圳的埤長(類似董事長)、股夥(股東)和管理人汴長、引水人之間除了是管理經營關係,同時還存在宗族、業佃關係,在錯綜緊密的人際連結下,維護水圳亦是維繫聚落與生產關係,大家自然會更願意齊心協力來維護水圳的永續。反之,瑠公圳在通水後不到50年,郭錫瑠的後代就將先人努力開闢的水圳陸續賣給板橋林家,在林家商業投資的經營之道下,水圳便充滿「商業性格」的風險-林家將水圳的管理維護發包給他人,只負責收租,這樣的管理下,倘若天災來襲造成水圳大規模毀壞,「承包商」權衡收支後極可能選擇捲款跑路,造成農人繳了水租卻無水可用,紛爭便由此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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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老師也提到1860年淡水開港後,人類大量種植樟腦、茶樹的經濟活動對環境造成破壞,使得新店溪河道逐漸淤積,一旦連日暴雨,水圳、農田便可能遭大水淹沒,而行船人也可能因為喪失水利,對農地搶水產生更多怨懟之情。

現代化帶來的轉變:公共化、都市化與盲腸化

到了日本時代,總督府殖民地施行各種現代化治理技術,開始改變了百餘年來人與水的關係:引進土地丈量技術,使得土地的大小明確化,繳納水租不再有模糊地帶;堤防的興築降低天然災害對農地、水圳的侵襲;新式工場的設立漸漸取代了農田….。在這樣的巨變下,水圳除了灌溉功能,又多出了工業用水的功能。

在現代化統治過程中,殖民政府也逐步擴大對水圳的掌控,使「水圳」能更有效率服務各項政策的推動:定義三大圳為「公共埤圳」、要求成立「水利組合」、逐漸收購水圳產權、整併渠道和陂塘。到了1923年,霧裡薛圳與12個陂塘全數併入「瑠公水利組合」,此時也是瑠公圳灌溉面積的高峰期,此後,隨著城市逐漸擴張以及現代化建設和城市的出現,農地逐漸消失,陂塘和水圳開始失去功能而被填平,到了戰後,隨著大量人口移入台北,水圳漸漸被馬路、國民住宅、公共設施(如學校)、排水道、臭水溝所取代,直到「瑠公圳」只剩歷史課本上的三個字、或是一塊紀念它消失的碑為止。

從文化、生態角度賦予再生

尋著瑠公圳,可以追本溯源臺北盆地近300年的開墾史。對於1736年從彰化「北漂」到興雅庄開墾的郭錫瑠來說,一定沒想到自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水利工程,會遭遇這麼多的轉折吧。而就在瑠公圳近乎消失在人們眼簾後,又開始有人願意從地方文史的角度尋找它的蹤跡、帶領人們認識土地的故事,甚至從生態復育的觀點試圖重現水圳的身影。當然,這些人文生態軟體工程放在開發步伐快速的台北市中,並不是容易的任務,但在認識「瑠公圳」的歷史後,仍是值得我們咀嚼「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硬道理。

【延伸閱讀】
1.郭錫瑠墓、瑠公圳路遺跡-尋訪台北百年古圳的故事、衝突與身影
2.不要再亂說新生南路的下面是瑠公圳了!